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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文化述要

时间:2015年05月14日 | 浏览: | 作者:刘太品 |【关闭】 返回上一页


 

  很高兴来到古城西安,应邀参加由西安财经学院主办的“对联的现实语境及文学性表现暨严海燕现象写作研讨会”。根据主办方的安排,我将跟学院的师生以及西安市的联友们作一次讲座,介绍一下对联历史的发展脉络和现实的发展态势,特别是对联创作和对联理论研究等方面的概况以及存在的问题,以便使大家对当代楹联文化的发展状况有个宏观的了解。因为一个半小时能够讲出来的内容很有限,而我个人的表达能力又比较欠缺,所以我只能尽力而为。下面就直接进入正题。

    一、“对联”是什么

    “对联”一词,更多的人称之为“楹联”,这两个词当代人基本上是混用的,但我倾向于把“对联”作为比较规范的学术称谓。当我们说起“对联”一词,不同的人,在脑海中冒出的第一感觉是不同的:

  1.熟悉名胜园林以及古代建筑的人,马上想到的是镌刻着联语挂在门旁或楹柱上的两条长木板,与横额的木匾合称“联匾”。2.喜爱书法艺术的人,马上想到的是用宣纸竖写的两行联语。因为对联与中堂、条幅、扇面一样,是书法艺术的一种书写方式。3.研究民俗的人士,马上想到的是每逢节庆日在千家万户门前张贴的红联,还有遇到了喜忧事的家庭,在门户上张贴的实用联语。4.致力于传统文化的教育界人士,马上想到的是“天对地,雨对风”式的对子歌,以及“独角兽;比目鱼”式的对课故事。5.醉心于以文字游戏来表现汉字奇妙的人士,马上想到的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一类的奇联巧对,以及诗钟等文字游戏。6.搞民间文学的人,马上想到了各类机敏人物以及神童才女们对对子的民间对联故事。7.有些文学理论的研究者,意识到了对联应该是一种文体,于是改变了前人视对联为“附庸的附庸”的地位,把对联纳入到了“俗文学”的研究范畴。8.还有个别研究者走得更远,不仅直接把对联作为独立文体写入文学史,更是提出了“有清一代文学的高峰是对联”的论点。

  那么,我们怎么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界定“对联”的概念呢?我试从以下两个层面上进行了归纳。

    1.从狭义上说,对联是一种文体,是继近体诗、词、曲之后最晚出现的一种属于广义的诗歌门类之下的独立文体。从外在的形式上说,对联文体有这样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对联呈现出两句式的结构。这是因为对联源于古诗文中的对偶修辞格,最初的对偶辞格只是作者为了增加表达效果而进行的“自选动作”,发展到通篇对偶的骈文和中间两联对仗的近体诗,对偶就从修辞方式上升为文体要素之一,再发展到以对偶为唯一的文体要素,最终就出现了两句式的对联文体。其二,对联只讲声,不押韵。我们把诗歌称为韵文,是因为几乎所有的诗歌门类下属的体裁,除了不讲究声也不讲究韵的现代诗,不论古风、近体诗、词曲都是要押韵的,唯独对联只讲究声调而不要求押韵。从内在的属性上说,对联文体可以说是三种特性的统一,也就是说对联是文学性、实用性、谐巧性的统一。

    文学性: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对联又被誉为诗中之诗,谈其文学性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很多传世的清代名家名联,也的确达到了与宋词元曲相媲美的艺术高度,例如大观楼长联等。

    实用性:对联最早以春联和挽联的形式出现,然后发展到婚联、寿联及厅堂园林联语,这就使对联蒙上了一层生活实用文体的色彩,这一色彩对文学性是一种冲淡,但对于对联在社会文化中的生命力,却是一种很大的提升。

    谐巧性:对联文体伴生着千奇百怪的巧对,侧重文字技巧也就成为对联与其它诗歌体裁的一大区别。我们知道按正统的文学观点,诗是忌讳过分展现文字技巧的,因为过巧必然伤气害意,但这些技巧到了对联文体中却成为了正格。像藏头诗在诗歌里根本就是俗鄙不入流的,但嵌名联却是很常见的对联形式。再如集句诗从来不入诗歌创作的大道,只被当成文人炫博的游戏,但集句联则被视为品味很高的对联,很多大联家都喜欢这类创作。

  2.从广义上说,对联又是一种文化,是揉合了纯文学、民间文学、民俗学、书法艺术、建筑园林艺术等文艺形式,并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种场景,从而形成了社会文化巨系统中的一种亚文化现象。其中的参与者,也就形成了一种亚文化圈。我们今天在座的,可以说都是圈中之人。在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楹联习俗”一项,这里所说的楹联习俗,其实就是从对联文化角度来说的,并不是单指狭义的对联文体。

    二、对联文体发生史

    我们把对联概念区分为对联文体和对联文化,对联文体又是对联文化的内核,这样容易产生先有了对联文体,然后发展出对联文化的错觉,但真正的历史进程恰恰相反——是先产生了对联文化,然后从中孕育出了对联文体。

    目前理论界一般把对联的产生定在五代末,以记载于正史——《宋史·蜀世家》中的孟昶题桃符的一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作为标志。也有研究者根据史料中巧对或口头应对的记载,而力图把对联的产生上推到唐代或晋代的,并且有一种越推越早的迹象,似乎对联产生得越早,我们对联工作者越有面子一样。

    其实,如果用一句话简单勾勒对联发展历程,那就是以明朝中早期为分界线,时间约在公元1500年左右,之前为对联文化的历史,之后才有了对联文体的历史。

  根据我们对对联内在属性的分析,从高级到低级可分为文学性、实用性和谐巧性这三个特点,就如同生物进化过程一样,越是低等的生物肯定越早的出现,越高级的动物出现越晚,对联的这三大特性也是按从低到高的顺序发展演化的。

  1.谐巧类对句:对联中最早出现的是口头应对的巧对。目前被认为最具典型意义的例证,是记载于笔记小说《世说新语》的西晋陆云与荀隐的口头应对。他们二人在名士张华家相遇,在自我介绍时张华让他俩“勿为常谈”,于是陆云便说了“云间陆士龙”,荀隐则以“日下荀鸣鹤”应对,云间与日下为二人籍贯,士龙与鸣鹤分别为二人字号。在此之后,这类以比赛机敏为主的口头应对还有很多,可以说这种巧对具有了对联文体的雏形,但离真正成熟的对联文体还相差甚远。

  2.实用性楹联:除了巧对外,对联的另一个民俗学源头是桃符。桃符从汉代产生后,经历了画神像、写“神荼、郁垒”两位神仙名字等过程,最后出现了在两块桃板上分书两行对偶文字的形式,这就是以孟昶春联为标志的实用性楹联的出现。桃符因为要年年更新,所以桃符春联并没留下来任何历史实物,我们可以看到的这类实用性楹联最早的实物,是1985年福州茶园山南宋墓葬中出土的题于帛幡上的丧葬实用联——也就是铭旌挽联。按照目前流行的观点,对联文体至此应该可以说是已经形成了,但我觉得此时还不能算对联文体真正地形成了,理由有两点:其一,这类实用楹联还没有上升到抒情言志、写景说理的文学性高度,更没有产生经典性的作家和对联集(补充一点,朱熹的情况稍稍有些例外,但他的对联作品可信性很多值得怀疑),因为任何一种文体的成熟,必然伴随着重要作家和作品的出现。其二,一种文体成熟的标志,应该是使用这一文体的人要有明确的对联文体意识。我们从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中,作者对于对联文体并未产生这种意识。第一个例子是根据元杂剧《后庭花》,元代的桃符上的文字,通常是“长命富贵;宜入新年”八字,这种文字还基本上不能算是对联作品的。第二个例子,前面所说出土的多副南宋铭旌挽联中,其中之一内容为:“军民揾泪持盃送,无福登消好帅君。”这也是根本不对仗的两句话。所以说宋元直到明初出现的零星的实用性楹联,并不说明对联文体的真正形成。

    3.文学性对联:直到了明朝中叶,大致的时间在1500年左右,随着春联载体从桃符改成红纸从而快速普及为一种全社会的民俗,庭院园林建筑也流行起常设的对联和匾额,于是才有文人专注于对联的创作,比较有典型意义的便是杨慎和李开先的对联创作,其中李开先创作了几千副对联作品,除了生活实用性的联语外,还有大量杂咏性的纯抒情联语,并结集为《中麓山人拙对》和《中麓山人续对》。至此,我们才有理由说对联文体真真正正地形成了。

  三、对联文体发展史

    对联文体自明代中叶真正形成后,对联的门类也很快发展齐备,抒情、写景、说理的各类联语,实用性楹联中的婚联、挽联、寿联、祠庙联、衙署联、宅第联以及各种时令用联,都在明代中晚期出现。

    对联文体形成后,对联创作沿着文人士大夫与民间人士这两种方式推进。明代文人士大夫的联集,目前所知的有山西乔应甲的《半九亭集》以及云南担当和尚的《罔措斋对联》,而民间人士的对联创作,则可见万历年间出版的日用百科全书类的类书《万宝全书》及《万用正宗》中的对联分类,收有各类生活实用联语数百副,供百姓日常生活中选用。

    以上是明代对联发展的基本状况,其中担当和尚死于康熙十二年,他的联集其实应该已是入清后结集的,与他相类的,还有傅青主、李渔等人的创作,他们共同构成了清代对联的一个初创期。之后,由于康熙、乾隆皇帝的喜爱和创作,带动了康乾时期一些名臣如朱彝尊、宋荦、刘墉、梁同书、纪晓岚、赵翼等人的创作,同时民间也出现了郑板桥、孙髯翁、袁枚等名士的创作,可以说是清代对联的繁荣期。嘉庆、道光年间,阮元、梁章钜、陶澍、林则徐几位楹联巨匠横空出世,可以说是清代对联的巅峰前期。咸丰、同治年间,以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为代表的湘军将领幕僚群体,加之同时的薛时雨、俞樾、李寿蓉、王闿运等超一流对联大师的创作,把对联文化推上最高峰,可谓是清联的巅峰期。吴熙、吴獬、刘蕴良、钟云舫、赵藩、范当世、江峰青诸人留下清联最后的绝响,是谓巅峰后期。以上是清代对联创作的大致分期。其中的王闿运、吴熙、赵藩、江峰青等人均活到了民国前期,成为民国前期对联创作的重要作家。同样由清入民国的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因为主要的对联创作都在民国时期,所以也宜当作民国前期的对联作家。

    民国历史只有短短38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从1911年到1927年为北洋政府时期,1927年到1937年为国民政府时期,1937年到1949年为抗战和内战时期。民国对联文化承晚清的流风余韵,总体还是比较繁荣的。相对而言,前期兴盛于中后期,特别是抗战和内战时期,相较前期略显凋零。民国对联创作给人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挽联创作,很多重要人物去世后,都会收到数量可观的挽联,例如孙中山去世后,全国各地在各种哀悼仪式上所送挽联,总数据说达十万副以上。另一个成就是实用楹联的新发展,例如辛亥革命胜利后,坊间就马上推出了民国新春联,之后实用楹联的创作和整理出版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例如1946年上海学生书局就出版过一本《时代楹联一万副》。民国对联在1949年之后留有一个尾巴,这就是台湾的对联文化,于右任,张大千,张佛千,成惕轩,伏嘉谟等人构成了这一支对联文化余脉的几座高峰。再接下去,就要说到1949年至今的对联文化发展状况,这期间可分两个阶段:以1984年为分水岭,前段为低谷期,后一段为复兴期。1949年到1984年之间,对联文化不仅承续了抗战和内战时期的跌势,而且近乎一跌到底,在联史上能站得住的联家及联作都廖廖无几。一些政坛要人虽然说有个别的对联创作,但可信度及水平都不高,而由民国留下来的其他对联作者,也要么没再延续对联写作,要么私下里写几副自娱,像张伯驹挽陈毅这类造成过一定影响的联作,可以说屈指可数。造成这个低谷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受这一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影响,承袭的是苏俄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古典诗词与对联从根本上被排除在外。第二,当政者在建政前的大部分时间里,物质条件相对较差,又是全盘接受的是苏俄模式,所以在文化生活方面也没真正形成过对联应用的传统。

    四、当代对联文化的复兴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开始纠正极左的意识形态,在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上也开始兴起“传统文化热”,对联也迅速卷起一股宏大的文化浪潮,来势之强,发展之快,成果之丰,使人不禁惊叹于对联文化自身所具有的非凡魅力,也使人对于对联文化更加辉煌的明天充满了憧憬。约在1980年前后,各地已有一些对联类的小册子出版。1983年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举办了“首届迎春征联”,竟然收到全国各地来稿十八万副,这成为当代对联文化复兴的一个信号。紧接着,中国楹联学会于1984年11月成立,成为对联文化进入复兴期的一个标志。学会成立后,在搜集整理传统对联史料、对联的普及和教育、对联创作水平的提高以及对联理论的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对联文化的复兴,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1.对联社团。继中国楹联学会成立后,全国除个别边远地区外的各个省市自治区楹联组织也相继成立,很多市县也成立了相应的楹联组织,初步形成了一个楹联组织网络体系。在当代社会中,团体的力量远超它成员力量的总和,比如精神分析最初只是治疗癔症的一种技术,但弗罗伊德却把它发展成横跨了医学、哲学和社会学的一种文化,然后借助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团体力量,最后终把这种文化融进社会文化的主流,成为人类现代思潮的一块坚固基石。对联也仅仅只是最短小的一种文体,但它却与各类文化艺术形式结合,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新的时期,它又得到社会团体这一形式的助推,在极短的时间里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佳绩。我们再横向比较一下大陆和台湾,台湾本来有着很好的对联文化基础,也出了不少名家,但对联作者及研究者之间没有组成一个广泛性的社团,最多只是个别名家以“带徒弟”的传统方式来传承,所以,虽然大陆对联文化曾陷入很深的谷底,但却在短短三十年间后来居上,所借助的大半是团体的力量。

    2.征联活动。当代对联文化不同于从前的另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各种规模的社会性征联活动此起彼伏,这无疑拓展了对联艺术的实用范围,也促进了对联创作的繁荣。这些征联活动包括一些国家大事及企事业单位庆典征联、名胜景区及宗教场所实用性征联、企事业单位实用或广告形象宣传征联、巧对难对的技巧性征联等,其中规模最大的要算中央电视台2002年春节特别节目《佳联趣对贺新春》征联,以及2010年中央电视台春联晚会征联,收稿都达到了50万副。目前,每个月都会有十几或几十个征联活动举办,这些征联催生出一批参赛和获奖“专业户”,据说有的联手一年能获得十多万元的各类征联奖金。

    3.理论研究。在构建对联学及对联文化学理论方面,明清的对联作者包括《楹联丛话》、《对联话》这些联话类著作的作者,只给我们留下一些只言片语的表达,民国虽然出现过一些《对联作法》类的小册子以及向义、刘大白等人对于对联理论的一些论述,但还谈不上成体系的对联理论,当代对联理论研究就是在这种低起点的条件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些成果体现在常江、余德泉、谷向阳等人对联学专著以及更多的对联理论工作者的相关论文之中。而近几年来对联理论方面最为突出的成果,要算中国楹联学会《联律通则》的出台。

    4.书刊出版。近三十多来,对联书刊的出版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据常江先生所编目的对联书中,明清以前联书528种,民国联书598种, 1949至1979年联书118种,而1980年至2005年联书竟达2363种。近九年来的详细数据我还没得到,但据我所知,随着对联作者经济状况的不断改善,光对联图书的自费出版这一块,增长便极为迅速。在对联报刊方面,有国内统一刊号的《对联·民间对联故事》于1985年创刊,并被中国楹联学会作为会刊,之后又有《中国楹联报》、《对联文化研究》等也被列为中国楹联学会会刊。目前,几乎所有的楹联组织都办有自己的会刊,数量有上百种之多。

    5.对联教育。对课教育曾是旧式教育的启蒙必修课,但却被清末以来的新式教育所彻底抛弃,随着百余年的新式语文教学实践,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对课教育的某些优势,对联界也不断发出“恢复对课”的呼吁,于是楹联界开始与一些中小学及高等院校携手,利用课本教材、课外兴趣小组等方式,开展了对联走进校园的工作。中国楹联学会也开展了多次全国优秀对联教育基地和模范对联教师的评选活动,目前全国对联教育基地已有近百所学校,而各省市楹联组织也大多有一到数家自己的对联教育基地。事实证明,对联教育不仅能与语文教学相辅相成,在提高学生综合素养方面也大有功效。

    6.传媒合作。中国楹联学会成立之后,极其重视与报纸、杂志、广播及电视等媒体的协作,借助这些媒体的力量使对联文化向全社会扩散。这其中与中央电视台的合作最有典型意义,我是1998年到中国楹联学会驻会的,2000年就参与策划了中央二套的“商界名家”征联活动,我们西安市的知名联家解维汉先生就与其他四名获奖者一起到北京参加了节目制作。到2002年春节,学会又与央视总编室合作,制作了七集春节特别节目《佳联趣对贺新春》。2005年又制作了后续节目《奇联妙对贺新春》,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同样在2005年,学会配合央视春晚推出了“新春使者送春联”节目,成为当年春晚一大亮点。2010年央视春晚设计了出句征对的环节,学会协助进行了出句征集并在节目播出后收稿的七天内同步完成50万副观众对句的评选工作,得到了春晚剧组及社会各界的好评。其他如与央视七套“周末开讲”栏目合作《话说楹联》节目、与“文化百科”栏目合作《春联》节目,与书画频道合作《兔年话春联》节目…… 按央视春晚导演组人士的话来说:“春晚大多节目是歌舞小品,但央视与音乐家协会舞蹈家协会曲艺家协会等都没什么协作关系,能长期密切合作的社团只一家,就是中国楹联学会。”另外,网络可谓当代最强势的媒体,借助互联网的交互性、即时性和海量存储优势,近十多年来网络上自发形成了许多楹联网站和论坛,吸引并培养了一批新生代的楹联作者,成为新世纪楹联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军。学会因势利导,主动参与到网络楹联文化的浪潮中来,对网络楹联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五、当代对联创作与征联活动

    对联是一种文体,所以对联创作也遵循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应该分为立意、谋篇布局、构词造语、推敲修改等环节,但由于对联有着独特的两句式结构,所以他的创作不仅不同于散文骈赋,甚至也不同于格律诗,严羽说“诗有别才,非关书也”,李清照说“词别是一家”,从创作角度而言,联也有别才,联也别是一家。虽然在八十年代的征联活动中,还有些出生于民国的经历过私塾教育的老人参与,偶尔也会出现一些高品味的联作,但是,由于社会已经太久脱离了古代汉语的语境,中间又经历了数十年的对联文化低谷期,所以总体来说,当代对联创作是从比较低的起点开始发展的。低水平对联创作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对偶死板缺乏灵气、布局僵硬缺乏律动、语言概念化缺乏形象、思想脸谱化缺乏真情,更有甚者还会出现表达不清、声调不谐、词汇生造、借鉴过度等情况。中国楹联学会的早期顾问刘叶秋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大意):“一个人若没有在文学艺术的其它方面真正有所造就,而单单想成为一位楹联家,那是很困难的事情。”事实上与其它文学门类一样,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联家,必须要有宽广的胸襟和广博的文史素养,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同样,真正的功夫不在对联格律的平平仄仄之间,而在于文史及生活历练方面的“联外功”。对于一位初学者来说,取法特别重要,书法上曾有“要师古,不要临摹当代人”的说法,这一点在对联上也得到了验证。网络新生代作者中,有些就是在对联知识上从零起步,只以吴恭亨的《对联话》为范本,潜心其中,短则数月,长则一两年,便可取得令人惊讶的效果。当然,作品的气度还需要作者的真实底蕴来支撑,只停留在词藻上的貌似“大气魄”,与真正的大手笔之间,还是有很宽的鸿沟的。前面说过当代征联活动促进了对联创作的繁荣,每年的对联作品都会以几十万副的规模创作出来,但在这种繁荣的背后,却有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由于征联活动的功利性,使得更多作者不注重联艺而注重奖金,功利成为目的,而对联反而成了手段。由于功利性的驱使,一旦有一定艺术个性的作品获了奖,后面的征联中便充斥大量的低水平模仿,这类笨拙的克隆方式,造成了大量泡沫般的“繁荣”。由于功利性的驱使,作者不再追求自己的艺术个性,而代之以揣摩主办方和评委心理,廉价的歌功颂德、漫无边际的吹嘘都属于文学创作的堕落,这是对联创作的一种非正常状态。

    我们说过对联的实用性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他的文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因为实用对联的局限,使得作者无法做到客观和实话实说:写应制对联就只能突出“我皇英明神武”,写喜庆的婚寿联就只能突出“东家美满多福”,写悼亡的挽联更只能突出“逝者完美无缺”。这的确是这一文体的基因缺陷,但是,我们反对就此就心安理得地把对联当成谎言文学来写作,因为对联创作并不仅仅是应命文学,只能为既定的主题服务,对联还存在着自由抒发个人情感,表达志向,感悟哲理的一面。所以,单纯为主题而服务的征联类创作并不代表对联创作的唯一路径,自由抒发作者的真情实感才是大道。前不久,严海燕先生提出了“现象写作”这一命题,我拜读之下,实感“心有戚戚焉”,我会利用自己的平台和渠道,让更多的联界人士,理解并践行严先生的文学主张。

    当然,对联创作的环节中还存在着很多的话题,比如说到对联的声韵,其实句式的选择及领格字的应用便是大尺度上的韵律,而句内的调平仄只是微观尺度上的韵律,当你决定使用五七组合的句式或是五一四四组合的自对句式,宏观的韵律便已定形,而句内平仄的调整其韵律效果只局限于句中的微观层面上。再比如对偶上要适当追求工对的问题,追求字字工对一般会形成死对,而一句之中适当位置使用工对甚至巧对,会形成全联的“亮点”。从更高一点的层面上说,如果针对既定的主题能提炼出既切题又十分工巧的词汇来进行对偶,从而构成全联的“联眼”,那么这副联语可以说已经成功了一半。重庆联家文伟前两天在群里谈到一副联语在北京某征联中获奖的体会时说,整个四七结构的联语,他获奖的原因只不过是在句尾用“大同篇”对了“中国梦”,若没这三个字很工整的对偶,前面八个字无论如何推敲也是难以得到评委青睐的。当然这需要作者卓越的原创能力,若只会模仿别人的原创,只能画虎不成反类犬,例如前两年有人用“中国梦”对“上河图”获了奖,结果很久一段时间,每次征联总能遇到几十上百副这样的对偶,在望稿兴叹之余,评委只能全部淘汰之。这一点已经从对偶说到了词藻方面的问题了,属于词藻方面的要点,还有造语要在半熟半生之间,以及全联语言风格力求一致等讲究,因时间所限,套用一句网络语言:“此处不宜讲得太细了。”

    六、对联理论体系的构建

    没有成熟的理论体系,对联学就很难成为被学界真正认可的一门学问,但科学的对联理论体系的建立,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面临着许多客观的困难。最大的困难在于对联史料多半建筑在民间传说故事、笔记小说野史以及很晚才成书的一些方志族谱的基础之上,可信程度实在不敢恭维,文字错讹也很多。其二,对联理论框架中的多数关键问题,前人没有定论,今人难成共识,这就容易使研究陷入主观,例如对联格律问题,这只能在不断修正中逐步趋向一致。其三,不论是构建对联文体学还是对联文化学,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古典文学、文艺学、民间文学、民俗学、考古学、文字学、音韵学、修辞学……等等多学科的知识,而每个人都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知识盲点。

    要克服上述困难,在对联理论研究上有所建树,我认为对联理论工作者必须在以下三点上取得共识:第一,要在学界公认的文艺学框架之下构建对联学理论,对联学理论首先要与中国文体学理论相兼容,中国对联发展史也必须建筑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之上,这种宏观定位应该是我们理论工作的一个大的前提,脱离了这一坐标系,就会造成一种怪现象:越貌似完美的理论体系,却离客观现实越远。第二,要有一种科学的、实证的治学态度,若基本材料不可信,就会把对联理论的大厦建筑在了一片流沙之上。例如我们谈到明代对联时,若引用福州出土的南宋墓葬铭旌挽联的资料,引用《考古》杂志刊载的成都地区明代墓葬对联的资料,引用现存日本的《万宝全书》载录的实用对联资料,都会给人以牢不可破的坚实感,而若引用到了清初才见记载的所谓明太祖朱元璋为屠户题联的资料,则多半会给人以荒诞不经之感。第三,要有团队精神,学术的进步在于成果的不断累积,这需要对联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当大家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形成了共识,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坚实的对联理论知识共同体,科学的对联理论体系并不仅仅体现在一部著作上,更多的是蕴含在这样一个共同体之中。

    依照文艺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完善的对联学理论应该包括以下六大分支:1.对联学概论:解决对联概念、对联分类等问题。2.中国对联发展史:解决对联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问题。3.对联格律学:解决对偶和声律等对联格律要求问题。4.对联修辞学:解决对联文体要素及表现手法中的修辞问题。5.对联写作:解决对联写作的技术性问题。6.对联鉴赏:解决对联作品欣赏及批评问题。在这六个分支之下,可以附有各自的研究课题,例如古今对联书目研究就应放在对联发展史之下设立专题。以上只是文体意义上的“对联学”的研究范畴,若是搞征联规则的研究、对联社团管理研究、楹联书法研究、少数民族楹联研究等研究,那只由放在更广的“对联文化学”这一名目之下了。总之,近三十年来对联理论体系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相信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成熟的对联学理论必将会成为文艺学理论大家庭的一员,对联文体也会在主流的文学史中得到正确的定位。

    七、对联文化发展的最新态势

    最近一年,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来,国内对联文化的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令人欣喜的发展势头,我把这些情况简要介绍一下作为今天讲座的结尾。从中国楹联学会层面来说,继六代会之后的“联律通则普及年”“对联教育年”“中国对联集成汇总年”“联墨交流年”之后,今年进入七代会前的“总结表彰年”,学会将举行第二届“梁章钜奖”的评选,以及先进楹联组织及个人、优秀楹联教育基地及模范楹联教师的评选表彰。在今年九、十月份举行学会“七代会”前,一项工作量浩大的对联文化工程——《中国对联集成》(全国卷本)将正式出版面世,该书收录各类传统对联作品达12万余副,可以说是对联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巨著。

    从全社会政治生活及主流文化角度来说,去年11月份习近平主席在视察山东菏泽并与市县领导座谈时,引用了河南内乡县衙的一副衙署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莫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休言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之后他又在山东曲阜发表了关于传统文化的谈话,释放出中央高层注重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信号,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古老国度,能有这样的信号,至少让对联界人士心里感到振奋。

    今年元月初,我与孟繁锦会长、常江名誉会长以及叶子彤副会长一道去太原,应邀担任山西省电视台公共频道举办的“山西楹联高手电视大赛”评委。在省级电视台举办公开的楹联电视大赛这在全国还是首次。这一赛事,不仅检阅了对联作者的实力,还让人对对联与电视媒体更进一步合作的前景产生了憧憬。

    元月16日,在上级领导部署下,中国楹联学会与央视网和国家图书馆共同主办了“2014马年春节春联征集活动”,宣传口运用包括“新闻联播”在内的各种传媒手段,向全社会进行了深入和持续的宣传,成为有史以来宣传力度最大的一次征联活动,在17号到26号九天的收稿期内,共收到来自国内及海外的春联作品近12万副。学会组织骨干力量同步完成了初评工作,并于29日经阵容空前强大的终评会议评出结果,除夕向全社会公布评奖结果,其中的“十佳马年新春联”,又在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上进行了公布。就在马年春联如火如荼征集期间,元月21日,又传来了令联界人士振奋的消息——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与各界人士团拜时,首先引用了18日刊登于《人民日报》的两副新春联,向大家恭贺新春,这两副联分别是:“骏马追风扬气魄;寒梅傲雪见精神。”“昂首扬鬃,骏马舞东风,追求梦想;斗寒傲雪,红梅开大地,实现复兴。”这两副新春联,正是由中国楹联学会参与主办,中华对联文化研究院参与承办的广东梅州“客天下杯”征联中的获奖作品。透过以上种种事件,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感觉到:对联文体还是一种处在发展之中的文体,不但没有僵化陈腐,反而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机活力;对联文化是一种富有朝气和无穷魅力的文化,它经过了春的播种、夏的成长、秋的收获,也经过了冬的枯寂,现在,到了迎来它又一个春天的时候了。(本文据2014年3月9日,于西安西安财经学院讲座讲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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